那年那月参加扫盲的日子

□     崔宝成

      一九五六年春节过后，一个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兴起。一夜之间，农民们的土地入了社，我们正营村与老左营义和庄等村联合成立了天津市南郊区老左营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7岁的我，头脚迈出葛沽中学初二年级一班的教室，转天就成了生产队的社员。当时，村里识字的人很少，选会计成了难题，只有一年半初中文化水平的我成了村里的秀才，因此，社员们把眼光集中到我的身上。但是，生产队长摇了摇头叹息道：“唉,宝成家成份不好呀,太可惜了。”

      春种开始了，我们全力投入复种大麦的生产中。那时，农业社一穷二白，没有拖拉机，只有两头骡子、一辆破车和一些旧农具，全是社员入社投资带进来的。上级号召增加复种大麦，我们就人拉耠子耩麦子，大家劲头儿可足了。白天拉一天耠子，晚上到生产队办公室评工分。只上过几天私塾的秦大爷往记工册上记工分，耩麦子的耩字不会写，就划个X。社员们也在自己的记工本上摁上大大小小的手印，有的划上圆圈当记号。队长说：“咱往后跟着宝成学认字吧。”这个主意好，社长同意了，全力支持，让我们成立民校扫除文盲，并在全社推广。生产队成立民校，在社员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我被大伙儿选为民校扫盲教师。这个差事没工资，不耽误干活，只是夜晚上课，完全是义务。但是，我心里十分高兴。

      民校设在从地主家斗争出来的一间车屋筒子房里，屋里垒起了一排土台子，前面用锅底灰刷过的草板纸当黑板，我们用几个小瓶子添上煤油做成了瓶子灯。那天晚上，我站在了讲台上，队长说，大家欢迎崔老师教我们识字。妇女们叽叽嘎嘎瞅着我，我的心怦怦直跳，脸色通红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学员们觉得很新鲜，对学习很认真，白天干一天活，晚上竟然没有迟到的，就是课堂纪律太差了，他们总是嘻嘻哈哈。扫盲班上多数是妇女，十几个大姑娘小媳妇，全都比我年纪大，叽叽嘎嘎地喊一声崔老师，就给我来一个大红脸。当时，没有教材，没有课本，我就教他们眼前急用的字，例如，每个人的名字，农业社，种大麦等。他们把每个字都写得很大，歪歪斜斜的，屋里人们一阵接一阵的笑声不断。李大姐吃力地拿着铅笔说：“这玩意比大铁锨还沉。”几个瓶子灯亮头不大，我就把黑板拿下来送到每个人眼前，一遍又一遍地顺着笔画重复着写和念。学员们一抬头，瓶子灯的火苗一忽闪他们的鼻孔都熏得黑黑的，大家伙儿你瞅我，我瞅你一阵阵的笑个不停。

      为了不耽误劳动又巩固学习，我就把课堂搬到了地头上。每逢地头休息时间，我就教他们认字，用木棍在地上写字，又省纸又省事。随着生产的开展，大家学会了念写种大麦，掘地，挖沟和阿拉伯数字。原来大字不识的人们可以看懂记工本了。

      我办民校的事，队长向上级作了汇报，不久，从乡里和区里来了几个大干部。他们实地观看了我们的教学，还送来了扫盲课本。后来，邮递员送来了一份《津郊农民小报》，上面登上了我们的民校，题目是“走到那里，学到哪里”。大家看着报纸高兴地说：“噢，我们的民校上报纸喽！”我感到十分荣幸。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身在异地他乡生活，每逢回到故乡，那些个当年的民校学员们遇到我时，还是叫我一声“崔老师”。这时我的脑海里就呈现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当民校教师教大家识字一事，那些个英姿飒爽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和那些毛头小伙子们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和老大爷了。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淡忘了许多的人和事，但是，教民校当扫盲教师的事，却让我久久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