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至辛至艰”为“会真”

 ——兼谢管士光先生

□     周建临

      我6岁随父亲周汝昌搬入东城区米市大街无量大人胡同乙53号居住，到拆迁搬走历时整整46年时间，在人生的岁月中可谓时间不短，如按我父亲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看，曹雪芹只在人间享寿四十春秋，所以说这段时间就是人生的大部分光阴了。

      这个院子分东、西两处，中间隔有一座楼房，原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堆放印刷纸张的库房。大门对面有法国人的小院，绿草如茵，且有两株大椿树皆百年以上树龄，高数十米。我院内亦有一棵，三棵大树浓阴闭合，在路灯照射下，有硕大阴影，气象万千。我家住东院排房，每户皆外露一房门、一窗，且皆为朱红色，以至于我刚住进"新"家，便推房门到外边玩了一会儿，待到想回家时却不记得由哪个房门出来的，只好在外面闲逛，一直到看见家里人出来才得以回家。那时候，院里有公共厨房，每户都在一处做饭，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每家门前有一小花园，很是干净利索。

      此后，这个住满文化名人，有二十多户人家的院子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很多事情，也因为光阴的消逝送走了一些人物。我想，如果这院子里能出一位小说家该多好呀！人世间的百态万状真是写小说的好素材。

      已记不清八十年代的哪一年了，东院里搬来了一户新人，男的白白净净，身体很好，有新婚妻子相伴。一般来说，此院住户都是文化人模样——窝窝囊囊，一付文化革命挨批斗的“臭老九”，倒了八辈子霉的模样。又好像抛了手中的笔就说不出来完整话的感觉，压抑得难受。也难怪，那时候的文化人活的很难，如今的人也很难理解体会了。

      这夫妇二人给人的感觉非常新鲜，在这个院子里简直就仿佛透过绿阴射进来的一缕光明。接下来，这夫妻二人又有了一个漂亮女儿。我只见这两位下班回来，为了孩子忙的象走马灯一般，这位最能干的男子就是我本文副标题上的管士光先生。

      我父亲和他的四哥周祜昌兄弟二人，从我还没有出生起，便心系红楼。对当时社会上印行的程伟元本《红楼梦》特别不满意，立志要探寻、研究、校定一部最接近曹雪芹文笔的《红楼梦》来。他二人明知这条道路的坎坷与崎岖，一是十几个古抄本不在一处，由于珍贵不能借出使用。二是工程浩大，靠俩人完成有如“愚公移山”。三是就算是皓首穷经、千辛万苦完成大业，谁来给你出版发行？但是这兄弟二人就是痴心不改，立志弥坚。京津两地书信谈红从未间断，就是生命受到致命打击的时刻亦还是在"痴人说梦"，永不停歇。

      那个时期《红楼梦》手抄本非得上图书馆去一字一句的抄写，哪里有今天的影印条件。是费力不讨好——既无名也没利还会惹来祸端的事情。我这位四大爷周祜昌前辈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寒假、暑假来京城居住，带个干馒头去逐字逐句的到各处去抄录十多个古抄本，在俗人如我等众人眼里，这不是太傻了吗？有意义吗？别说世俗了，就是他结发之妻、膝下儿女都不理解，更别提社会上的人士了。

      积数年之功好不容易每一个版本每一个字的异同都抄录完整，排列整齐，该做去伪存真的极端复杂的取舍工作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运而生，这位每天坐在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四大爷，就因为每日里写“反革命”书的“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罪名，不光被掀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许翻身，批斗外，最令他老人家痛心疾首的是将家中珍贵书籍（其中有胡适先生的书）和像曹雪芹先生一样呕心沥血所抄录的文字全部抄走，片纸无存。

      那时候，我父亲也被列入“反革命黑五类”中，自顾不暇。只听说我这位四大爷家中比曹雪芹先生当时还惨，住的是低矮的土坯房，屋里只有几个纸箱子。儿子、女儿因反革命家庭拖累，工作、成家皆受影响，被人瞧不起。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永不改悔”的四大爷，永不言败，又照例来京城“从头再来”地抄书了。每天抄写之余又能和我父亲在京城寻觅雪芹先生的遗踪了。年年月月、月月年年，十几种不同版本的文字终于又落于纸上，也落于这两位“追梦”人的心头。

      岁月不居，年华老大。从两位年青人立志到两度抄书，所经历的千辛万苦，无以言状。从“再回首、我心依旧”到“抬望眼、仰天长啸”早已满鬓苍白，老眼昏花。四十年光阴易过，要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又谈何容易！两位老人分居京津两地，居室条件极差，相聚京华校定这部《红楼梦》竟无工作之地，各有各自的难处（且时，我父亲已搬至南竹桥胡同）。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此时管士光夫妇因有事暂时回夫人娘家小住，我于无奈之际斗胆请张玉兰女士向管士光先生提请借房一个月，以助我父亲及他四哥居住，好逐字逐句讨论敲定《红楼梦》文本文字。结果，管士光夫妇二人没有迟疑，同意借住。这夫妇二人真是帮了老哥俩一个大忙，为此，我及全家都心存感激，深铭五内，不敢忘怀。

      从入住之日起，两位老人同行同止，都是耄耋之年的人了，生活起居由我妻孟洁如照顾。俩位老者每天由哥哥读与弟弟听，因为这弟弟听力青年时因故受损，又因双目视网膜病患无法阅读，所以每一个版本同一句文字异同都要重复读念一遍，互相讨论，由弟弟定稿。每到二人回忆前尘往事，会心得意之时，院内就会响起我四大爷最响亮、欢快无比的笑声。闻者莫不掩口，因为这笑声太有意思了，若俗人闻之，必以为此人发了意外之财，否则，何以至此，无从体会。

      此时，我居室门前小院内，种植的竹子正出笋拔节，青翠满目；我父亲早年从东单公园搬来的太湖石也放在园里相映成趣。小园周围有我父亲拣的老城墙砖围砌。某日，风和日丽二老在我居室赏竹。值此佳辰，我请我父亲和四大爷为我写几个毛笔字。“写点什么呢？”我父亲问我。我特别喜欢欧阳修的词《临江仙》，因为此词意境绝美，心有所待，清静绝尘，有绘画所不能达之境。

      “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到月华生。燕子归来窥画栋，玉钩垂下簾旌。凉波不动覃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此外，还应我之求，书写了张伯驹词人的《风入松》，题咸水沽旧园图。词云：

      “门前春水长鱼虾，帆影夕阳斜。故家堂构遗基在，尚百年、乔木棲鸦。寂寞诗书事业，沉沦渔钓生涯。只今地变并人遐，旧梦溯蒹葭。名园天下关兴废，算只余、海浪淘沙。不见当时绿野，也成明日黄花。”两幅字只今还悬于我客厅壁上，落款处有“时在辛未端阳佳节，而风日清和，乘兴书此为建临装壁，解味道人周汝昌，时年七旬又四。”

      四大爷也为我书写字幅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知道，这是他老人家对当时形势及工作的美好感受的写照。

      书未成，四大爷仙逝了。当书稿全完成付印到样书前两册于2002年10月19日送到我父亲案前之时，我父亲对着这两册《石头记会真》百感交集，不能自已。速致信侄儿贵临，要贵临在寒衣节在四大爷的坟前告之：一生奋斗的《石头记会真》十册本终于要出版面世的喜讯。并要贵临将一首抚亡兄的诗稿在坟前焚化。诗云：

      “携手从事，誓志唯坚。

      风雨如晦，至辛至艰。

      今日见书，五十四年。

      亦喜复悲，展卷泫然。

      兄当含笑，英灵在天。

      数语敬告，难到坟前。”

      当十册《石头记会真》真正出版之日，又是两年光阴。我父有诗记曰：

      “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几番浩劫邪压正，百世沉冤绿转黄。

      大化无忧文照耀，微诚有幸力惭惶。

      最怜棠棣情难尽，故里春晖断雁行。

                          甲申端午节后写记。”

      2007年3月，老哥俩精校八十回本《红楼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轰动。我父亲又写诗：

遥祭四兄

                       墓前一恸尚无从，

                       且献新书腊祭供。

                       大业圆成花甲满，

                       微怀未改弟兄功。

                       八千里路云随月，

                       五世门庭和伴同。

                       此日洛阳真纸贵，

                       欣看开岁大家红。

      老哥俩在京华相聚，屈指一算，断断续续累计整整十七年矣！虽在一个月时间里只完成了全书部分章回，但对于这次聚会却非常高兴。我在家中每一抬头，见到我父亲的字幅，总会想起二老相聚的美好时光。

      没有管兄的无私援助，就不会有这段往事的追忆。我写此小文表示感谢，并代表我父亲及已故的四大爷向管士光先生及夫人致敬，永志不忘。

      注：本文作者为周汝昌先生幼子。

      管士光先生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