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多作家在混文学。所以诗歌毁弃，小说雷鸣。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写小说也未必就是在混，小说也可以写得有力量。从这个愿望出发，我们的确有必要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这概念。
　　哈金参照“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个有点好莱坞气味的“伟大的中国小说”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这里有几个概念很可疑。
　　一是经验。近来“经验”一词被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说一部作品好，就说它表达了什么经验。作家也越来越依靠经验写作，照着经验写，贴着现实描摹，取消思考，不追寻意义，不要飞翔，中国作家写得越来越形而下了，乃至一个作家索性直接记录一个农妇的絮叨。在这里有个有趣的逻辑：不相信被归纳的经验，而相信原生态的经验；不相信自身亲历的原生态经验，而是相信别人的原生态经验。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写小说了，写小说是件轻松的活（当然还可以赚点稿费），如果你是平庸者，你还可以靠经验当混混儿。这样的写作，离“伟大”近了还是远了？
　　关于经验，有个流行的说法：表达了底层人民的经验。一个作品一旦表达了底层人民的经验，就好像“政治上正确”了，就有被称赞的基础了。那种拿着麦克风纯粹记录底层人民生活的絮叨的作品，被称作是让底层人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你如果真要他们发声，你可以为他们写申诉状。再说他们有话要说，你要真为了他们好，你就有义务让听的人听得明了，而不是拉里拉杂搞得人家没有了听的兴趣，不听了。这样毋宁是在敷衍，或者根本就是在利用底层人民作秀。我想他们也是不愿意的。而且我相信他们更愿意去报社“口述实录”或电视台“讲述老百姓生活”栏目发声，这要有影响力得多。他们未必认同你。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关键词：认同感。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认同感？我常遇到这种情况：很痛苦，但跟人说了半天，人家不明白，说：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你什么问题也没有啊！是的，在他们看来我确实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事业、家庭、物质基础、社会地位，最多也只是患了个遥远的将来才会得结算的病，好死不如赖活。我的小说同行们如果聪明，绝对不会把它写成小说。他们知道应该去写有问题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有问题的问题呢？比如腐败问题、失业问题、道德问题、婚姻问题。在中国，只要涉及到这些题材的小说，被认同率就高，于是实验小说已经将近死亡，先锋作家们纷纷回归，回到“写什么”上来，和读者认同。
　　作家和读者在平庸的大合唱中联欢，是我们文学的痼疾。我们的文学是廉价的、浅层次的、社会学化的。我们写吸毒，是要告诫人们珍爱生命。但是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一种鸦片样物质，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够好好活着，假如失去了它，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而毒品的害处无非就是让我们体内的鸦片样物质失去了作用，从而依赖由毒品提供的体外鸦片样物质。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被麻痹的产物，这点我们是不追问的。我们不喜欢追问，我们的文化缺乏对生命本体的焦虑、精神的追问。我们的文化世故得很，势利得很，实用得很。我们的文学中充满着活命哲学。即使是一些很杰出的作品，即使是伟大的鲁迅，也不自觉地走到现世的误区。对孔乙己的围剿是中国文学史上世俗主义的大合谋。中国的文人读书是冲着做官去的，奔着过好日子去的，所以一旦不被现世承认，他们就失落，就要检点自己。他们写作，不是因为灵魂难以摆脱的困境，所以他们不会精神危机得痛不欲生，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是被抓去杀的，自杀的也只是因为自己的清白受到了玷污。即使是曹雪芹这样的作家，他的《红楼梦》也只是表达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这样的思想，并没有超出我的半文盲的奶奶的眼光。一个被绝大多数人摇头晃脑认同的作品是很可疑的。这种可疑的作品怎么能被称为“伟大”？
　　由此我发现，“伟大的中国小说”这定义出了问题。那么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呢？我理解应当是，一，它深刻，它冒犯遮蔽，它达到极致；二，它具有精神维度，它关注我们心灵的黑暗，根本的宿命。低俗的社会学化小说可以休矣。它应该具有诗性。三，它是超世俗的，它不以世俗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文学是一种病，深刻的病，促成大艺术的是无法救治的危机感、痛感、现世的绝望。伟大的作家应当是异常敏锐的人，甚至这敏锐是一种夸大，是变态。感觉危机，感觉痛，感觉绝望，在苦难中狂欢，与痛苦调情，从而走上超越无法逾越的苦难的净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