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副对联说的是曾国藩，这样的高度评价竟然被众多后人认可，没有被看作马屁之辞，可见曾国藩确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得以出人头地，与太平天国密不可分。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使之有机会破格成为封疆大吏；另一方面，太平天国题材书籍、影视剧的经久不衰使得曾国藩在当今普通人中依然有很高知名度。
　　对于知识界，曾国藩的影响力主要来自文章，而非军功。曾国藩格外推崇当时已经走下坡路的桐城派，尤其心仪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咸丰九年，他撰写《圣哲画像记》，选古今三十二圣哲，其中就有姚鼐。当上两江总督之后，他特地下令，为因战乱死而未葬的桐城名士方东树、戴钧衡、苏厚子等人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下葬那天，他亲率全体幕僚参加，并为他们撰写墓志铭。
　　曾国藩是务实的，虽然推崇桐城派，却敢于去改进“老师”姚鼐的思想理论。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增加了“经济”这一关键词。毛主席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有“可贵”之处，在于不拘泥词章文字本身，而对“经济”予以了相当重视。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与现代的“政治”义近。
　　俗话说“文如其人”，这点对于曾国藩似乎很适用。用注入“经济”去改造桐城派，使得已将腐朽的桐城文章一度有了新的生命力，变成了有一定用处的文章，而不仅仅是文人之文。而“经济”思想体现在处世上，也让曾国藩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人。他镇压太平天国手段之残酷，完全没有儒家的仁慈，滥杀无辜使之有了“曾剃头”、“曾屠户”的外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母亲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不知道后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这句反动名言，是不是受他启发。曾国藩这种滥杀手段，从镇压效率看无疑是高效的，符合其“经济”思想。
　　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残暴的本性，这点在电影《投名状》中也有所反映。从“经济”角度看，这是在缺少粮饷的条件下，迅速刺激军队战斗力的“务实”之举。
　　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很符合“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中国传统理念，不过以现代人文思想考量，曾国藩无疑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罪当诛。
　　如果曾剃头让百姓痛恨，那么和平时期的曾国藩又是个好官。曾国藩曾经提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要予以严惩……这些同样符合他一贯的“经济”思想。滥杀无辜与反对暴政，曾国藩因时而异，好人、恶人都做了。
　　曾国藩痛恨洋人辱华，可是又不像林则徐那样“冲动”。曾国藩知道清军不是洋人的对手，1870年，他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为了避免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很快处死了为首“闹事”的18人，充军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发配黑龙江，赔偿洋人46万两白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一时间被全国人民视为卖国贼。
　　“经济”观念让曾国藩在文学领域有了一番作为，也让他做事非常冷静而有成效。也许从大局观上看，他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当时最“务实”的选择。可是做人上曾国藩远非“完人”，不如历史上那些虽然失败，但具有人性人格魅力的名人。